而在本文的论域中，从横向类型化的视角划分，我国的国家机关显然包括权力机关（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各级法院、检察院）。

典型的如第71条第二款举办民族教育机构的规定，虽然简单表述为国家，但实践内涵显然更广。二是上级国家机关所存在的维度仅限于块块关系，即属纵向政府间关系。

[①]在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上级国家机关角色的规定占据相当篇幅。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7条规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或者在出版物、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刊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可分为一般行政机关与部门行政机关。但应注意到，上级国家机关的角色扮演也并非完全集中于帮助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领域。[⑧]而倘能正面回应上级国家机关是否包含上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问题，则有可能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8条上级国家机关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规定对大小自治的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原则性解构。

据笔者统计，在30个自治州中，隶属于自治区的有5个，均在新疆，占自治州总数的16.7%。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则对上级国家机关和国家采取了兼用立场。更具体说，每一个国家基于不同的文化、制度、习俗、观念甚至自然条件，都会塑造不同的价值体系。

[33] 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尊严的理解也是这个思路。因此，肉欲之欢完全不是人之尊严所系.seeCicero,OnDuties,editedbyG.GriffinandE.Atki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41. [18]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4页。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使用德语Würde来指称尊严，意指价值(worth)，也即值得追求的事物。[90]谢立斌教授认可内部统摄地位，也认为第38条有发展为整个基本权利基础的潜能，但无法透过宪法解释的方案完成，只能通过将来修改宪法来实现。

[10]而人能由仁义行，靠的是后天思考，这为引出尊严是内在于人的本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在有的国家尊严又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权利，但批评者认为其保障范围很难确定。

从这个基础命题出发，我们就可以在逻辑上更细致地推导出它的三重具体含义。尊严无法得到完全一样的理解，正在于人类生活本身的偶然与随机。凡是有价之物皆有相等的可替代之物，而另一边则是超越于一切可交换的价格之上，不可交换的尊严。可以说，尊严的概念和价值都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明确，才能消弭不确定，巴拉克提出这是一个绝对权利的相对化过程，而这在很多国家都依赖于宪法解释。

随后在死刑、生物基因、公共健康等领域都广泛运用尊严的宪法原则来进行合宪性审查。它所要求的是并非免于国家侵犯，而是国家对他的生活选择和方式予以尊重和回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代康德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特克特和奥尼尔各自提出了两个标准：认为人是目的应该理解为人有理性选择以实现价值的力量。对于世俗的政治生活来说，价值相对主义是避免政治专制的重要保证。

但第38条内部仍然有较大的意义解释空间，与外部其他条款之间也可以形成本文所主张的价值相互构成与支撑，而共同丰富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解。很多国家宪法上规定的平等条款都与人的尊严相关。

最早在序言部分明确尊严条款的是1937年爱尔兰宪法，概括规定个体的尊严和自由，但显然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奠基于尊严的宪法教义学体系。但是在宪法审查过程中会作为一种潜在的(underlying)解释工具而对结果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这种模式中，宪法并没有专门保护尊严。

也就是说，虽然尊严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具体的表达，但它要遵循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尊严一定是人自身的某种属性，是对人本质的某种揭示，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决定权免于国家的影响。第二，成为限制某种基本权利以及决定限制方式的基础。[79]自然主义谬误往往指：当我们想到‘这是善的时，我们所想到的无非是：所讨论的事物跟某一别的事物有着唯一确定的关系，摩尔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无法通过理性发掘出一个本质，因此要区分善与善的事物，我们只能对后者进行分析，而自然主义谬误就是把善直接化约为了后者。[63]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人的精神性人格领域，很多国家的宪法理论实际上都发展出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或水平效力，尊严条款可以直接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酷刑指公职人员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蓄意造成一个人肉体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或痛苦，诸如逼取情报或惩罚、恐吓与歧视该人。

这是一项具有独立保护客体与保护范围的尊严权，不同国家制宪者在不同生活文化与背景里可以侧重规定尊严的某一个具体方面。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提出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的内在尊严，将尊严从一种价值共识宣示进一步明确为人权的基础，成为具体权利运用的推理前提。

尽管由于宪法实践及其环境的差异，各国将尊严实证化的程度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宪法保护尊严的方式为标准提炼出尊严理论的形式体系。[3] 然而，自20世纪尊严进入到宪法文本及实践之后，也面临着很多理论上的批评： 在形式论上，尊严的实证化程度各不相同。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虽然在欧洲人权公约中并没有明确尊严条款，但在早期的判例中法院已经开始使用尊严的概念，它在1990年代被正式通过判例明确为人权保障的基础：人权公约的重要本质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34]在近几年的案件中，人权法院已经将尊严与其他基本权利（例如第3条）相联系，[35]尊严成为证明、解释、发展基本权利的基础。

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8]在该书中，米兰杜拉赋予了尊严神学基础背后深深的人文含义：人虽然是上帝的产物，但上帝允许人选择自己的生活，尊严意味着对生活的自我选择和自由：上帝确定了所有其他事物的本质，但唯独让人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本质。2．作为宪法解释的整体政治价值 这种模式以加拿大和欧洲人权法院为代表。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机关的义务。

并从三组核心意义出发建构一个融贯的内容体系。[71]【德】派普斯：人性尊严之保护，《当代法治国图像》，蔡宗珍等译，元照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61页。

关于人性与尊严的内在联系，英国哲学家格里夫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见解，那就是尊严的基础概念是一种人的规范能动性，也就是只有人类具有反思、评价进而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这样一种人的本质属性与潜能构成了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在尊严的领域，它自身即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一种可计算的相对价格，而是一种内在价值。

最终，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通过宪法解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宪法上的尊严条款在形式上体现为内部统摄与外部相互构成的规范地位，规范含义上则体现为一种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与国家伦理的拟人化塑造。[70] （1）从国家干预的方式上来判断 国家对人的行为有干预并不会构成对尊严的必然伤害，而必须在具体情境中考虑干预的方式和过程。

[57] 3）人身自由与安全 尊严还体现在宪法保障人享有人身的自由和处在安全的状态。这里正气与气节最终意味着我们不是将尊严理解为不可放弃的个体权利，而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义担当，是一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对个体利益的内在超越。[55] 3.免于伤害及保护类型 尊严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在于生活不受干涉，也就是要实现一种免于伤害的自由，在各国宪法实践中也演化出两个基本类型： （1）免于肉体伤害或非人道对待 尊严首先要求对生理意义上人的承认以及保持人生命延续和肉体完整。完成尊严理论自身的体系化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

4.作为有宪法文本依据的规范 包括中国在内，当代许多成文宪法的国家都有尊严条款，也就是说尊严从一种价值转化为了必须遵守的客观规范，获得了实证的概念表达。[13] 康德进一步认为，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自治（autonomy），[14]在于每一个人可以不受干涉的、按照客观的道德实践法则来行动，从而对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戒律：不要将他人作为工具来对待，而必须作为目的。

可见，尊严概念的基础含义就在于人对自我生活的反思、选择与评价，这样一种理性的能力。这尤其表现在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28] （二）尊严之宪法保护的形式体系 从尊严进入宪法文本的历程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通过制宪设定明确的尊严保护条款，即便写有尊严条款的，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一）尊严在宪法上的保障范围如何确定 1.尊严的权利属性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成文宪法国家都有明确的尊严条款。